名分、身份也是一种缘分、机遇、命运。

孙毓亦据尧而驳之云： 尧为人兄，听母弃弟，纵其安忍之心，残其圣父之胤，不慈不孝，亦不是过。祀郊禖之时，时则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满。

《生民疏》引王基之言云： 凡人有遗体，犹不以为嫌，况于帝喾圣主，姜嫄贤妃，反当嫌于遭丧之月便犯礼哉？人情不然，一也。郑玄注《孝经》郊祀后稷以配天，以为：在国之南郊，故谓之郊。次妃曰陈隆氏，产帝尧。郑注：大祖，始封之君。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注]郊者，祭天之名，在国之南郊，故谓之郊。

而这里的天是指六天中的昊天，《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例如商汤王天下，称王者是虞、夏，封虞、夏之后以为二王后，爵号公，使郊天，行其正朔服色。因此，除非故事蕴含普遍理论，否则只是个体性的，无法被普遍模仿，因而缺乏普遍性。

但无论如何，当西方哲学存在于中文里，就陷入了中国的语境、意义域甚至整个生活的八卦阵，意味着西方哲学与其原本语境形成某种程度的脱节，注定背井离乡，也注定了只能在中文里重新生长。借助名词化的语法功能，存在从事物那里脱身独立出来变成一个额外对象，变成了被提问项，而实际上，存在是任何事物本身的状态，没有独立意义。然而哲学概念对于经验科学在不同程度上是误导，科学的成熟过程也是不断抛弃形而上学概念的过程，例如对科学最有用的因果概念也被修改为在经验上可以理解的相关性和概率。文人关心内心生活、人生意义和彻悟境界，而倾向于忽视作为文明基础和生命力的物质生产、科学技术、政治制度、社会组织、水利系统、医疗卫生系统、建筑与城市等建构性的思想方法和实践。

中国传统中不存在比解释学或经学更强大的力量，于是发生了文化整体的解释学化。在理论上说，他者越多世界越丰富，但把自身也变成他者，却是亘古未有之事。

既然思想在本源状态上以普遍思想去思考普遍问题，本源思维也就是无立场的，因为任何立场的视野都小于普遍性而不足以表达普遍性。对分类问题的最早反思是孔子的正名或称名实原则，但亚里士多德建立了成熟的分类学。中国哲学身份疑案的意义在于由此引发的有关哲学本身的反思。那么，在中国的西方哲学最终是否能够为中国共享并化为自身的思想，这是个问题。

中国的许多思想概念也紧密附体于中文语境，但通常与语法无关，而在于文学化的具象性，与其说是概念不如说是意象，例如道、阴阳、气、天，含义深广，但其思想性难以摆脱文学性。关于中国思想的模糊性，有一种辩护认为，模糊性不是缺点，反而意味着超越了理性和逻辑的更高境界。胡适通常被认为是第一个用西方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耿云志、王法周，第3页)。社会科学试图把有答案的问题从哲学中独立出来，而把无答案的问题留给哲学。

就其意图来说，分析哲学并不是想成为某种哲学，而是哲学的哲学。(张岱年，第19页)但他另有重建中国哲学主体性的努力，其策略是以问题为纲来建构中国哲学史：在探寻问题的时候，固然也参照了西方哲学，但主要是试图发现中国哲学固有的问题，因而许多问题的提法与排列次序，都与西方哲学不尽相同。

分类学不仅定义了事物和知识的时空安排，还指派了事物和知识的秩序，进而规定了意义关系、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福柯把分类学看作是秩序的建构。但无论如何，分析哲学是一种有重要价值的方法论遗产。

尽管中医的形而上基础有争议，但中医是中国形而上学最成功的应用哲学。文学性可为思想增加吸引力，但严格地说，文学性对于理论是多余的。按中国传统说法，自然秩序是天道，人为秩序是人道。缺乏怀疑论就缺乏新问题，而缺乏理性分析就缺乏理论。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不可能是佛学中国化的当代重演。中国的思想文本显然更趋近于叙事而不是理论。

兼备此三种性质的问题都是本源性的。知识考古学是对未知或不自觉的深层思想的重新发现，有别于对已知文本的解释。

身体性和私人性的无敌魅力在于个人拥有自我解释的特权，因此自我意识可以拒绝任何外在标准，这种自我主权是一种危险的诱惑。哲学史的概念因此变成一个疑问。

可以说，先秦大部分思想都属于围棋隐喻范围内符合普遍理性的思想，因此是哲学。技术水平只表达了效率，在此还需要考虑精神建构能力的普遍性。

如前所论，现代性之长技在于切分一切，因此，现代世界的存在论基础是边界(权利)和支配(权力)，而未来世界的存在论基础是普遍相关性(普遍关系化的存在方式)和共在性(时空和资源共享)。对于哲学来说，思想大于宇宙，思想向思想的一切可能性敞开，或者说，思想是由无穷可能性构成的，思想平等地对待一切可能性，所以是无立场的。农学、天文、历法和中医实际上都比文人学问更具理论性，原因是，实践问题无法大而化之，而需要建立思想秩序来处理。中国思想不分家被确认为特点，是与现代西方思想相对而言的。

2014年)，以此赋予中国哲学有别于西方哲学的性质。因此哲学之城也是未来之城。

私人体悟如何确认其境界高度是个难题。对人的系统化和功能化理解有着合理性，但阴阳五行的假设却比较可疑，至少缺乏可证实性和必然性。

即使在自然语言中，存在有语法功能，但在思想上也是冗余的，说到白马就意味着白马存在。文化、情感或境遇都形成特殊化的有我之思。

2013年，第235页)显然还有更多的本源问题有待发现，在此不论，但肯定都是具有形而上学性质的简单问题。宋明理学反对汉儒的自闭性经学传统，却另外发展了以心得为准的主观解释学或主观经学，虽有新解，却无能力超越经典的界限，也未超越解释学的思维方式。同时也讨论了知识考古学和哲学元语言的问题。思想或知识的分类学才是一个有效问题，按照功能，通常分类为哲学、历史、文学、社会科学等，但功能分类并不意味价值高下。

具有普遍有效性的技术、思想和制度是文明，而文化未必有普遍性。这意味着思想迫切需要视域革命和方法论的革命，新的哲学问题将越来越具有世界性、共同性或跨文化性。

除了逻辑上的知识分类理由，福柯发现分类学还附带政治或权力的理由。我们尚未发现在理论化之外能够为思想建立秩序的方法。

批量涌入意味着西方长时间积累的思想同时到达中国，于是具有同时到港的当代性，对于中国都同样具有取经价值。这种情况不止存在于西方哲学研究，其实对中国古典思想的研究也同样存在着以复述为主而没有进入问题的局限性，如前所述，中国古典思想也变成了被陌生化的他者而被不断复述。